土家族簡史——土家族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四）

    四、土家族人民參加資產(chǎn)階級領導的革命斗爭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進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機。代表地主買辦階級利益的清廷，完全投靠帝國主義，無恥出賣國家主權，加強對各族人民的壓制?？涨暗拿褡逦C和持續(xù)不斷的各族人民反抗斗爭，推動著資產(chǎn)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領導的革命斗爭蓬勃興起。土家族人民積極投入資產(chǎn)階級領導的革命斗爭洪流，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黃興由日本回國，組織革命力量，在長沙成立華興會，另設立同仇會，專門聯(lián)合會黨，開展反清斗爭。1904年9月，譚人鳳邀約湖南會黨各山堂的負責人，齊集長沙，以期統(tǒng)一名義、規(guī)章和行動。早在咸豐四年（1854年）被清政府鎮(zhèn)壓的永順彭蓋南和桑植李暉的余部，亦派代表參加會議，共圖大舉。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留日學生中的土家族彭施滌亦加入。同盟會派遣川籍同盟會員由日本回川，組織革命力量，準備發(fā)動武裝起義。
　　
    繼同盟會員在四川彭縣、江油、成都、隆昌、廣安等地發(fā)動武裝起義后，清宣統(tǒng)三年（1911年）1月，同盟會員溫朝鐘（土家族）等在四川黔江、彭水和湖北咸豐發(fā)動武裝起義，反對清朝的腐朽統(tǒng)治。溫朝鐘在讀書時就胸懷大志，博覽群書，以探求天下之變的道理。1904年受親友的敦促，考中秀才，當親友祝賀時，他卻認為“此君主牢籠術”，是恥辱，不足為榮。他兼通醫(yī)術，樂于助人，“診病不問遠近，寒暑風雨，一呼即至。”1906年赴成都讀書時，經(jīng)黔江人程芝軒介紹加入同盟會。此后，他遍游川、黔、兩湖地區(qū)，“探山川之要隘，訪草澤之英雄”，聚集革命力量，為武裝起義進行準備。并且拜人為師，學習制造炸彈，未果，又習劍術。
　　
    溫朝鐘返回黔江后，與咸豐縣的土家族黃玉山等揭露清廷勾結帝國主義的罪行，以激勵人心。并倡導風俗改良，勸告人們戒鴉片煙，男人剪辮，婦女放足。他深入各鄉(xiāng)，到處講演，宣傳革命道理，“人多悟焉”。在溫朝鐘獻身革命精神的感召下，黃玉山和黔江縣的王克明、談茂材等都愿傾其家產(chǎn)，以資相助，遂暗中購置武器。不久，他與王克明、黃玉山、談茂材、王云笠、王斐然等在黔江、咸豐交界處小南海成立“鐵血英雄會”，咸豐、黔江、利川、酉陽、彭水等縣的土家、漢族人民，入會者萬余人，散發(fā)鄒容的《革命軍》萬余冊。又在咸豐縣大路壩、彭水縣李家營（今黔江）等地設立秘密聯(lián)絡點。經(jīng)過三四年的組織和宣傳鼓動工作，迅速擴大了革命隊伍，“近邑不入其黨者，蓋益甚少矣。”
　　
    1909年，溫朝鐘等為了聯(lián)絡各地黨人，壯大革命力量，將“鐵血英雄會”改組為“川鄂湘黔鐵血聯(lián)英會”，明確提出了“義聯(lián)英俊，協(xié)和萬邦，推翻滿清，打倒列強，復興漢族，實行共和”的政治綱領。
　　
    溫朝鐘在川鄂邊界地區(qū)的革命活動，使清統(tǒng)治者極度恐慌，湖北施鶴道出示通緝。溫朝鐘遂化名孔保華，赴各鄉(xiāng)聯(lián)絡黨人，準備起義。當時帝國主義正加緊擴大在中國的侵略權益，日、俄兩國分割在我國東北的勢力范圍；黔江“縣令王熾昌又藉名苛征”，肆意壓榨人民。外患內憂，使得溫朝鐘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于1910年12月和王克明、黃玉山等革命志士在彭水縣鳳池山（今黔江）集會，商討起義計劃。不料事機不密，被溫百川探知，飛報咸豐、黔江兩縣。咸豐知縣徐培因系留日學生，同情革命，“不為所動”，黔江知縣王熾昌立即糾集地主豪紳密謀鎮(zhèn)壓，派兵聚集在大埡口、八面山一帶，企圖將革命黨人一網(wǎng)打盡。
　　
    形勢十分緊急，溫朝鐘遂于1911年1月3日，聚眾二百余人，剪掉發(fā)辮，誓師起義。溫朝鐘明確宣布起義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反動統(tǒng)治，“掃除暴君污吏，救民水火”。并規(guī)定紀律：對百姓秋毫無犯，“非有令不得妄開炮”。起義軍分兩路向黔江進發(fā)，一路由裴從元率隊越八面山，揚旗放炮，牽制清軍；一路由溫朝鐘親自率領二百余人，直搗大埡口，斬黔江縣把總曾吉芝。3月7日，義軍高舉“除暴安良，保國保種，掃清滅洋·溫”的旗幟，攻陷黔江縣城，黔江知縣王熾昌與城內豪紳星夜棄城逃遁。義軍占領縣城后，搗毀天主教堂，打開監(jiān)獄，釋放犯人，沒收官府財物。溫朝鐘召集城內群眾發(fā)表演說，揭露“專制政體之暴橫與各處官吏之貪污”，傾訴“人民之苦楚”，“聞者淚下”。
　　
    為了擴大隊伍，聚集革命力量，義軍主動撤離縣城，分赴各鄉(xiāng)，召集同志，“應者七八千人，聚于兩會壩”。溫朝鐘即刻整編隊伍，每十人一朋，十朋一隊，五隊一營，兩營一標，四標一師，各有官長。眾推溫朝鐘為國民軍司令，王克明為總長，黃玉山為次長。并令軍人一律剪去發(fā)辮，戴白袖章，外衣前后粉書“國民軍”，作為標記。
　　
    面對這支活躍在川鄂邊界的起義軍，清朝統(tǒng)治者極度恐慌，不可終日。當義軍攻陷黔江縣城時，清政府急忙電令川、鄂、湘、黔四省督撫，迅速調撥鄰近清軍，“合力兜剿”以免蔓延。酉陽州牧楊兆溶帶領清軍至黔江城西的沙壩、萬柳堤，和義軍激戰(zhàn)，義軍失利，沿武陵山退至仗劍。清軍跟蹤追擊，義軍在仗劍與清軍相持鏖戰(zhàn)，傷亡很大。但是，義軍英勇戰(zhàn)斗，頑強抵抗，“前赴后繼，莫有退志”。溫朝鐘見形勢不利，率軍退至咸豐縣的破水坪，楊兆溶尾隨其后。這時，川、鄂、湘、黔四省大量清軍接踵而至，對義軍四面包圍，分路夾擊。在這種危難的緊急時刻，有人勸溫朝鐘突圍，以圖再舉。溫朝鐘置生死于度外，鎮(zhèn)靜自若地說：“首其事者當其難，何逃焉！”堅持血戰(zhàn)到底。當清軍縮小包圍，猛烈攻擊時，溫朝鐘為保護部眾免遭殘殺，遂焚毀名冊，只身奔至清軍前，大聲疾呼：我是溫朝鐘，“一切皆我所為，不與他人事。”被俘后，當酉陽州牧楊兆溶審訊時，溫朝鐘痛斥楊“為仇盡力”，良心喪盡，然后從容就義，壯烈犧牲。溫朝鐘在生死關頭，大義凜然，視死如歸，表現(xiàn)了革命者的崇高氣節(jié)。歷時半月的川鄂邊武裝起義，由于缺乏充分的準備，起事倉促；起義后又孤軍作戰(zhàn)，沒有外援，沒有明確的作戰(zhàn)計劃與目標，終于在清軍優(yōu)勢兵力的圍剿下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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