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簡史——元明清土司統(tǒng)治時期的土家族（三）

    三、元至清初土家族反對封建壓迫和剝削的斗爭
　　
    元、明兩代至清朝初年，土家族反抗封建中央王朝統(tǒng)治的斗爭此起彼伏，綿延不斷，見于史冊記載的為數(shù)不少。在這些斗爭中，有土司反對中央王朝控制的斗爭，也有廣大土家族人民反對剝削奴役與民族壓迫的斗爭，而且這兩種性質不同的斗爭，往往互相交織在一起。
　　
    土司與中央王朝之間，既互相依存，彼此利用，又矛盾重重，明爭暗斗。土司是“自王其地”的土皇帝，與封建中央王朝在統(tǒng)一與割據(jù)的問題上，一直存在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每當中央王朝新舊交替，無力控制時，土司往往趁機起兵，力圖擺脫控制，向外發(fā)展，擴大自己的轄區(qū)；當中央王朝控制過嚴時，土司也要起而抗命，反對控制。13世紀末，蒙古貴族軍隊南下，對南方各族人民進行武力征服，遭到強烈的反抗。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朝廷以強大的武力為后盾，對湘鄂川黔接壤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采取招撫政策，土家族地區(qū)的大小土官表示歸順，服從元朝的統(tǒng)治。由于元朝實行嚴密的軍事控制，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因而也激起了土家族的不斷反抗。
　　
    （一）土家族的反元斗爭
　　
    從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二十九年（1292年）間，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對外用兵，湘鄂川黔接壤地區(qū)的土官趁元朝在這一地兵力空虛、控制削弱之機，延續(xù)不斷地起來反抗。至元十九年，叉巴峒向世雄兄弟與散毛諸峒的土家族一起反抗元朝的統(tǒng)治，元王朝從四川行省派遣亦奚不薛率軍前往招撫，始告平息。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的土家、苗、瑤、侗等民族，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反元斗爭，散毛、大盤諸峒的覃順，尚木的什用等起兵反元，叉巴峒向世雄帶領土民進攻澧州，白崖峒土官田萬頃、楠木峒土官孟再思進攻辰州，給元朝在這一地區(qū)的統(tǒng)治造成極大威脅。元朝廷立即派遣四川南道宣慰李吉忽蘭、參政曲里吉思、僉省巴八、左承汪惟正，分別率領元軍從思州、播州、夔門等地四路進發(fā)，前往鎮(zhèn)壓。面對元軍大規(guī)模進攻與殘酷鎮(zhèn)壓，土家、苗、瑤等族廣大人民毫不畏懼，他們用簡陋的武器“木弩竹矢”，憑借山區(qū)的有利地形“設伏險隘”，伺機殺傷元軍，最后終于因寡不峒的土官起而反抗。元朝廷采取剿撫兼用的政策，一面派遣使臣前往容米等5個峒進行招撫，一面對其他4個峒出兵鎮(zhèn)壓；但是，元朝廷的招撫活動并未奏效。泰定三年，容米峒田先什用又聯(lián)結12個峒的土官，率兵攻打長陽縣。元朝派遣湖廣行省九姓長官彭忽都不花招降容米等5個峒，田先什用等被招降，對其余7個峒則出兵鎮(zhèn)壓。同年，紹慶府酉陽寨土官冉世昌與向惹峒的土官也相繼反抗元朝的統(tǒng)治。元至順三年（1332年）元月，夔州路忠信寨土官阿具什用率領800余人進攻施州。
　　
    元朝末年，元王朝政治腐敗達到極點，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社會危機日甚一日。到了順帝初年，小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已經遍及全國，土家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反元農民大起義的斗爭。至正四年（1344年），散毛峒土家族人民首先起來反抗元朝的腐朽統(tǒng)治。至正六年，散毛峒土官覃在全再次進行反抗。這時，元朝廷已無力派兵鎮(zhèn)壓，只能采取招撫的辦法，這兩次斗爭都以土官被招降而告終。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fā)了紅巾軍的反元大起義，在短短的數(shù)月之內，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豎起起義的旗幟。至正十二年，土官向思永在澧州起義，活動于慈利、石門一帶，兩年后勢力日漸強大，與夏克武聯(lián)合攻打石門縣城。這次起義因孤軍奮戰(zhàn)，沒有其他義軍支援，最后被鄧均忠組織的地主武裝殘酷地鎮(zhèn)壓下去。至正二十年，陳友諒占據(jù)湖南期間，得到桑植、慈利、石門一帶土家族人民的大力支援，許多土家族、苗族群眾加入紅巾軍隊伍，于是陳友諒的勢力日漸強大。與此同時，明玉珍在四川起兵時，不但得到酉陽、施州地區(qū)廣大土家族人民的支持，而且這些地區(qū)的土司、土官，有的與元朝統(tǒng)治者之間存在矛盾，有的則懾于農民軍的威力，都先后被明玉珍委以重職，授給印信，加入農民斗爭的行列。土家族人民參加農民大起義，給元朝以沉重打擊，使元朝廷在湖廣、四川地區(qū)的統(tǒng)治陷入崩潰。朱元璋在消滅各地農民起義勢力之后，督兵北伐，從而結束了元朝的統(tǒng)治，建立了明王朝。
　　
    （二）土家族反明抗清的斗爭
　　
    明朝建立初期，偏安一隅的明玉珍政權，依恃天險，在四川割據(jù)，拒絕受命于明王朝，接受明玉珍封號官爵的酉陽、石柱、慈利、容美、施州等地的土司、土官，也仍然效忠于明玉珍政權，與明朝廷相對抗。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慈利土官覃垕以茅崗寨為據(jù)點，聯(lián)合其他各峒土官反明，并占領今桑植浕長坪、涼水口、竹葉坪等地區(qū)。容美、散毛、酉陽司后溪等處的土官亦相繼反明。洪武四年初，明朝一面派征西將軍湯和、副將廖永忠率水師沿長江趨重慶，由傅友德領步騎兵從陜、甘入成都，掃除明玉珍的割據(jù)勢力；一面命湖廣平章楊璟出兵澧州，討伐覃重，以武力迫使土司、土官就范。楊璟率兵至羊山隘，因高山險阻，無法前進，于是派去使者前去招降，覃重殺使者，拒不投降。明朝廷又命江夏侯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率大軍征討，破伏龍隘、溫湯關，拔茅崗寨，覃垕潰敗逃走，宜寧侯曹良臣攻陷容美峒。
　　
    洪武五年，九溪、散毛諸土官再次起而反明。明廷命鄧愈為征南將軍，周德興、吳良為副將分兵進攻。安陸指揮使吳復攻九溪，克柿溪、赤溪、安福等四十八峒；鄧愈攻散毛，克三十六峒，散毛宣慰司都元帥覃野旺交出明玉珍所授印信。明朝在鎮(zhèn)壓了五年之久的多次土官反抗之后，進一步健全土司制度，對于雖參與反抗，但愿意聽命于明王朝統(tǒng)治的則委以官職，或者降職委任，授以印信，使土官繼續(xù)維持統(tǒng)治。同時，又在今張家界境設山羊衛(wèi)與添平、安福、麻寮千戶所，以防土司反抗。
　　
    伴隨著明王朝對湘鄂川黔接壤地區(qū)控制的加強，土司反控制的斗爭亦日趨激烈。洪武十四年（1381年），散毛、容美土司治下的水浕源、通塔坪長官司土官反抗明王朝的控制，土官覃芳等帶領土兵圍攻施州城，明朝守御軍糧盡，州城被攻陷，知州、州判、吏目等官員被殺。周德興、梅思祖帶領明軍鎮(zhèn)壓，并置施州衛(wèi)，駐兵防守。洪武二十年，安福所土千戶夏得忠掀起一次大規(guī)模的反抗明朝控制的斗爭。夏得忠聯(lián)結九溪地區(qū)的土官攻陷施州城，殺死知州。洪武二十二年，又率各峒土兵相繼攻陷石門、慈利兩縣，給明朝在這一地區(qū)的統(tǒng)治以很大的打擊。散毛、鎮(zhèn)南、大旺、施南等土司隨之起而反抗，與夏得忠緊密配合，遙相呼應，聲勢浩大，使明廷為之震驚。明朝廷立即派遣涼國公藍玉、靖寧侯葉升、東川侯胡海和周德興統(tǒng)兵十余萬前往鎮(zhèn)壓。胡海軍占據(jù)九溪，在張家界天火嶺的六古卑洞擒獲夏得忠、六古虎等，解往京師殺害。又回師賀山，殘殺土兵千余人。然后分兵兩路進攻施州，胡海率兵從湘西攻散毛，藍玉從湖北攻施州。散毛諸峒被攻陷。剌惹長官覃大旺等人被擒。施南、忠建土司退據(jù)龍孔寨，恃險堅守，藍玉令指揮徐凱領兵強攻，破寨，擒施南宣撫覃大勝，俘殺1800余人，并將覃大勝等820人押往京師，斬覃大勝，其余充軍開元。明廷于慈利、石門一帶設置九溪、永定兩衛(wèi)。鑒于施州衛(wèi)與黔江千戶所離散毛相去甚遠，不易調兵應援，明廷又在土司的心腹地區(qū)割散毛土司部分轄地，置大田千戶旺以利就近控制。
　　
    明朝中葉，土地兼并日趨激烈，大批農民喪失土地，淪為流民。官僚地主不僅搶掠農民的土地，連軍衛(wèi)屯田也成為他們侵占的對象。大量軍屯田地逐漸轉入軍官私人手中，致使衛(wèi)所廢弛，控制削弱。
　　
    在全國各地先后爆發(fā)的農民起義影響下，明孝宗弘治年間（1488-1505年），施州衛(wèi)地區(qū)的崇寧里農民向旺三等與桑植土民白觜發(fā)動起義，明廷派參政李宗、副使徐孜率明軍5 000進行鎮(zhèn)壓，向旺三等30余人被俘。此后，崇教寨民廖文玉等起義，率眾攻占建始縣的親隴里，明廷派參政林礦等急忙從翟塘、忠州、長寧等衛(wèi)所調集軍隊，配合施州衛(wèi)軍圍攻包剿。廖文玉等勢孤力單，終于失敗。
　　
    明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年），政治更加腐敗，統(tǒng)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日趨激烈，官吏貪污成風，地主豪紳兼并土地有加無已。在施州衛(wèi)地區(qū)，衛(wèi)官腹削，額外橫索，極為嚴重，致使衛(wèi)所地區(qū)的漢人被迫逃往土司地區(qū)。于是，農民反封建剝削壓迫的斗爭與土司反控制的斗爭接踵而起。嘉靖九年（1530年），施州農民黃馬了等百余人起義，活動于云陽、萬縣、奉節(jié)一帶。施州衛(wèi)官偵知黃馬了系忠路土司仇人，遣宣撫覃正剛鎮(zhèn)壓，黃馬了被俘遇害。嘉靖二十八年，施州農民譚黃牯起義，在建始、云陽、巫山、奉節(jié)、萬縣等地活動。明廷調集四川、湖廣兩省進行兵力鎮(zhèn)壓。
　　
    嘉靖中，龍?zhí)栋矒崾裹S俊及其子黃中與散毛土司覃綮、施南土司覃寧聯(lián)合反抗明朝的控制，活動于施州、建始、忠州、豐都等地區(qū)。湖北巡撫谷虛中奉命調集施州、辰州等衛(wèi)軍隊與永順、五寨等土兵鎮(zhèn)壓。黃中憑險抗拒，明軍圍攻數(shù)月不下，于是改變策略，派施州衛(wèi)經歷汪澤前往黃中寨作人質，誘其出降。黃中果然中計，被擒殺害，其部下聞訊，即殺死汪澤。以后黃中族人，散毛宣撫覃綮、施南宣撫覃寧都慘遭殺害。
　　
    明穆宗隆慶四年（1570年），金峒安撫司土官因內部矛盾而互相殘殺，明朝地方官員調解失平，因而激起土官覃壁的反抗，殺傷明朝官軍。明廷派巡撫、都御史劉愨督兵分道圍攻。圍困半載，覃壁勢孤力屈，被誅，金峒安撫司降為長官司。
　　
    明朝末年，統(tǒng)治集團腐敗已達極點，各派黨爭愈演愈烈，地主豪紳兼并土地橫行無忌，土地集中空前嚴重，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極其尖銳。沉重的賦稅徭役與殘酷的剝削壓榨，迫使農民無法生活下去，農民起義的斗爭烽火遍及全國。處于土司野蠻統(tǒng)治、沒有人身自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土家族人民，也奮起反抗，投身于全國農民大起義的斗爭洪流。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居住在九溪衛(wèi)山區(qū)的漢族農民首先起義，反抗明王朝的封建壓迫與剝削；與之毗鄰的土家族人民聞訊響應，和漢族農民互相配合，加入反封建斗爭的行列。這次斗爭給明朝在九溪衛(wèi)的統(tǒng)治造成很大的威脅，感到“衛(wèi)城孤立難守”。同年，四川永寧宣慰使奢崇明起義，占據(jù)重慶，石柱司的土家族人民聞訊隨之起義，“夷寨蜂起多響應”。奢崇明在分兵進攻遵義、合江、瀘州，圍攻成都的同時，遣使爭取勢力較為強大、扼守巫夔門戶的石柱土司的支持。但是，石柱女土司秦良玉仍然效忠于搖搖欲墜的明王朝，與農民起義軍為敵，斬殺來使，旋率兵萬人溯長江而上，圍攻重慶，與明軍配合，鎮(zhèn)壓了奢崇明領導的農民起義軍。
　　
    天啟七年（1627年），陜北農民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李自成提出“貴賤均田”、“三年免征”、“五年不繳”、“公平交易”等口號，鼓舞著土家族人民積極參加與支持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農民起義軍沖破明軍的重重包圍向四川進發(fā)時，于明思宗崇禎七年(1634年)，經過湖北巴東、建始等地，得到土家族人民的大力支持，順利進入四川。同年底，施南司土官帶領土兵，圍攻施州城，迫使施州衛(wèi)官員交出關押在獄的施南宣撫使覃士良。從此以后，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在鄂西土家族地區(qū)“陸續(xù)往來，歲數(shù)十起”。
　　
    在農民起義的直接影響下，土家族人民紛紛起來，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反對封建壓迫與剝削。崇禎九年（1636年），酉陽土官冉天允率眾起義，該司宣撫冉天麒棄城逃亡。崇禎十二年五月，張獻忠率起義軍再起于谷城，由湖北入四川，所向披靡，容美土司奉明廷之命，調集土兵數(shù)千，企圖阻止張獻忠入川。當土兵出征前，鄧惟昌等部分士兵公開反抗征調，“希圖脫伍”，并聯(lián)合巴東縣譚正賓，集結72個村寨農民，匯集銀兩，賄賂巴東知縣，控告土司逼土民從軍。土兵抗拒征調，使容美宣撫田元束手無策，只好據(jù)實上疏明廷。而明朝廷在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已無力顧及，“即土司征調不至，亦不能問矣”。崇禎十四年，酉陽司大江、小江、九江三里土家族人民紛紛起義，勢不可擋。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軍主力攻陷北京，結束了明王朝的反動統(tǒng)治，同時又命王一恒率領農民軍至巴東。附近的土家族人民在牟氏的率領下，攻陷巴東城。張獻忠部農民軍曾先后兩次攻破澧州城，活動于石門、慈利等地。
　　
    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在土家族地區(qū)活動時，對土司采取爭取的政策，“遍招諸土司”，賜以金印，“以易其官”，爭取他們加入農民起義的行列，以減少阻力。這項政策使土司內部迅速發(fā)生分化。施南、散毛、忠路、唐崖、酉陽等土司，迫于形勢，感到明王朝社稷將移，江山難保，或者懾于農民大起義的威力，對農民軍采取支持與贊助的態(tài)度，有時甚至出動土兵配合行動。
　　
    崇禎十七年（1644年），張獻忠率領農民軍再度人川，“一路州縣，望風瓦解”，巴東縣的土家、漢族人民千余人加入農民軍，跟隨人川。忠路土司兵攻打四川黔江郁山地區(qū)，容美土司屬下的水浕源、通塔平長官司土官唐鎮(zhèn)邦隨之帶領土家族人民攻陷長陽縣城，守城的明軍聞風喪膽，紛紛潰逃，退至漁洋關。但是，永順、保靖、容美等土司與農民起義軍為敵，并聽從封建王朝的調遣，參與鎮(zhèn)壓農民起義的活動，石柱土司甚至對其部屬下達“有從賊者，族無赦”的約法，妄圖阻止土家族人民參加農民起義軍。
　　
    清兵入關后，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逐漸退至西安。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迎擊清軍于潼關，經過激烈的戰(zhàn)斗，農民軍放棄西安，東下湖廣。李自成犧牲后，其侄李過繼續(xù)與高必正、李來亨、袁宗第、劉體純、郝?lián)u旗等領導的農民軍轉戰(zhàn)湖廣。這時，由于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他們決定與南明朝廷的抗清將領何騰蛟、堵胤錫的軍隊合作，在湖廣抵抗清兵。以后李來亨等組成“夔東十三家”，獨立抗擊清軍，土家族人民隨之投入夔東十三家抗清斗爭的行列。
　　
    李過、高必正率領農民軍于清順治二年攻陷九溪衛(wèi)，占據(jù)慈利縣城。順治三年，李來亨等自歸州、興山攻巴東縣砦洞時，酉陽司武生白士眉聯(lián)合忠路、沙溪各司土兵，攻陷彭水縣城，與農民軍相互配合。順治四年，農民軍攻陷施州衛(wèi)，后又相繼攻下建始、巴東、鶴峰、利川等縣城。酉陽、忠路、唐崖、大旺等司土兵與農民軍彼此呼應再度攻打彭水。上自川東，下至彝陵，都為農民軍占領。同年九月，清軍攻占辰州城，明桂王部將王進才、馬進忠部即向永順、保靖等地進攻，焚毀土司衙署和宗祠，與鄂西李過、高一功等農民軍遙相呼應。當王、馬所部由永順進入保靖縣巴勇時，遭到保靖宣慰彭朝柱的分兵堵截，后退扎永順縣西村、安布子營等地。王進才、馬進忠旋領馬騎數(shù)千，從永順南渭州渡河，再次向保靖進發(fā)。彭朝柱令子彭鼎領土兵抄后路，劫其營，王、馬被迫轉移。彭朝柱隨之派遣舍把持冊，前往辰州清軍行營，向清朝統(tǒng)治表示歸順。
　　
    農民起義軍在川鄂邊地區(qū)，擁兵數(shù)十萬，與清軍鏖戰(zhàn)，堅持抗清斗爭達十余年之久。他們愛護農民，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深得土家族人民的信任、愛戴和支持。順治十年（1653年），桑植縣土家族人民起義，聲援農民軍。清朝派往長陽縣任事的官員，“皆被土司兵擊逐而去”。譚宏、譚毅揮師攻打彭水等縣時，“且引土苗以作聲援”，得到酉陽、唐崖、忠路等司土家族人民的大力支持。
　　
    農民軍對堅持與之為敵的土司，則沒收其財產，堅決予以打擊。順治六年，農民軍糧食匱乏，向石柱土司索糧，遭到土司拒絕，即派兵攻打。順治十一年九月，李來亨部又進攻保靖，在酉水對岸扎營兩個多月，保靖土司彭鼎糾集土兵萬余人進行殘酷鎮(zhèn)壓，農民軍死傷數(shù)千人。順治十四年初，劉體純派王光興部將劉宏昌等帶領精銳士兵二千多人，其中“建始人多從之”，從巴東以北橫渡長江，晝伏夜行，不到四天到達容美，將土司田甘霖全家擒獲，后以金銀數(shù)萬作為贖金，田甘霖一家始被釋放。
　　
    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大規(guī)模向西南用兵，夔東十三家農民軍為了保存實力，轉移到川東、鄂西境內的大山區(qū)，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一面生產，一面作戰(zhàn)，繼續(xù)堅持抗清斗爭。農民軍曾一度攻占恩施城。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調動湖廣、四川、陜西、河南四省兵力圍攻農民軍，王光興在清軍威脅利誘下投降，李來亨全家自殺，農民起義軍失敗。至今在巴東縣等民間還流傳著有關劉體純等人英勇抗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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